和许多出身贫寒的有为青年一样，在人生的前半段，赵詹奇是努力有为的。
赵詹奇的妻子告诉本刊，赵詹奇出生于江苏宜兴农村，家中兄妹六人，他排行第二。1968年在南京读完中专后，19岁的赵詹奇被分配至浙江制药厂（后更名为杭州制药二厂、华东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相同岁数的二人在那里相识、相恋，并走向婚姻。
在药厂工作，赵詹奇工作勤勉有加，钻研设备的同时，也常常将属于自己的奖金让给别人，这对于工资仅有30多元还需养家顾子的他来说颇为难得。
“文革”后期，已经是药厂动力设备车间科长的赵詹奇被调到杭州市医药局任办公室副主任，很快，一项“干部要年轻化”的政策，让其平步青云——从办公室副主任调任拱墅区区委副书记、代区长，时年34岁。
在杭州拱墅区区长的位置上，赵詹奇干了将近10年，直至1992年被调任市交通局局长一职。
赵詹奇出任杭州市交通局长时，杭州市当时最大的交通工程项目——杭州绕城公路已在积极筹备，准备开工建设。总投资近70个亿的这个大工程，在1994年4月开始动工建设西线，并于1997年底建成通车。随后的各线最后在2003年底全部建成通车。起诉书显示，赵詹奇受贿的最早时间也是在1994年。
在杭州交通局长任内，赵詹奇的另一个大手笔就是1993年开始建设的钱塘江三桥，历时4年，于96年底建成通车。
然而，就是这座耗资巨大、连接市区和萧山的要道，通车不到10年，便开始出现问题——2005年9月开始的大修耗时竟然长达一年。这在市民心中留下长长的阴影，“危桥”一说不胫而走。
不过，赵詹奇在这一系列大工程中显示出来的才能和魄力，被当时省市领导赏识，赞誉其是“想干大事、会干大事、能干大事的事业型干部，在改革和建设任务繁重的今天，特别要重用这种类型的干部。”
基于此，1997年4月，赵詹奇被调任浙江省计划与经济委员会（即后来的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同年，浙江省一号工程——总预算30个亿的杭州萧山机场和机场高速公路开始开工建设，作为机场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赵詹奇充分发挥了他的老本行“搞工程”的才能。
2003年3月，浙江省政府换届，刚满54岁的赵詹奇走马上任省交通厅长，再次回到他熟悉的交通行业。
在担任浙江省交通厅长的三年中，按照浙江省委的部署，赵詹奇提出实施交通“六大工程”，实现浙江交通新的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六大工程”中的最后一项就是“廉政保障工程”，赵詹奇指出：“在抓好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抓好廉政工程，把廉政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贯穿于交通事业发展的全过程，长抓不懈。”言犹在耳，他已黯然落马，终究没有逃脱“交通厅长腐败”的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