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舞台上，大国通过塑造独特的文化认同，构筑政治意识的基石，划分内外界限。美国的例外主义，正是公民宗教这一深刻理念的体现，它在塑造公共理性与公民参与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卢梭区分了个人宗教与公民宗教，强调后者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核心作用，美国正是借此构建了内外认同的独特叙事，如电影《雪崩》中虽批判资本家，但其对共同体的忠诚依旧鲜明可见。美国的价值观主张普世性，无论政治立场如何，都强调常识的全球适用性，这在基辛格的外交理念中得以展现。他试图打破美国传统的民主神话，倡导以合作而非单边主义来塑造世界秩序。然而，这种理念在实践中引发争议，如美国的外交干涉和市场经济秩序，被认为是“正义”的象征，各派别对此持有不同的解读。欧洲并非孤立，如齐泽克的观点所示，对抗像特朗普这样的力量可以推动欧洲寻求新的自我定位。现代性的发展对公民宗教和例外主义产生了冲击，进步主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精英主义，平等、共享成为主导话题。政党全国化和政府企业化削弱了传统的公民宗教，政治参与逐渐沦为形式，地方问题被边缘化，政府决策日益依赖咨询公司和专业人士的力量，意识形态的演变深远影响着国家决策。特朗普的崛起，如铁锈带的救星，揭示了精英政治的困境，民主党新人奥卡西奥-科特兹的胜利，昭示着政治格局的变化。美国的公民宗教正经历重构，移民问题和多元治理成为新挑战。智库的策略转向双边合作，基辛格的继任者试图在中美市场与治理领域找到互补之道。对于中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来说，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复杂局面，我们期待的世界秩序将如何定义，是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