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越曦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8802752/answer/118786726先说结论：楚国体制是西周分封体制的加强版，自春秋中期以来，以公族为主的地方县公势力做大，成尾大不掉之势，本质上是楚国体制日渐老化导致的，是分封体制的固有弊病。提到楚国必须要提的便是楚国的县制。楚国是诸夏中最早设县的国家，可以追溯到楚武王时代，论者往往以此认为这是楚国前期王权强大的制度根源，然而随着研究深入，应该看到楚国的县与后世的郡县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突出特征便是楚国往往是灭国置县，大部分位于北方边境地区，也正是因为，楚国往往保留了故国的基本结构，并且恢复了为其重设宗庙，实际上是楚国的附庸国，诸如楚文王【实县申息】，然而在整个春秋时期申息之师都是作为独立的军事部队出现，而最能体现县公势力的莫过于申公巫臣与楚王的冲突了。此外，县公的来源大体有两种，一种是任用当地的贵族，一种是派遣公族进行统治，到了春秋中期，公族任县公的情况成为主流，比如息公屈御寇、叶公子高、沈尹戌都是楚国的公族。县公在县内拥有较大的军政权力，在楚国初期王室尚且可以对其进行控制，比如禁止世袭等，然而到了春秋中期，以公族为主的县公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开始威胁王权。简单进行一下梳理，楚国在体制上有意模仿西周的宗法分封体制，与之分庭抗礼，是西周宗法分封体制的升级版，以公族为主的县公实为楚国内部的诸侯，楚王试图以王权节制县公势力，然而在这种体制之下，县公拥有极大的地方势力，并且日渐膨胀，逐步威胁了王权，到了春秋中期，随着地方势力的强化，公族日益成为楚国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最早的公族为乱的事例应为庄王时期的若敖氏，从武王到庄王之间的十二位令尹中若敖氏便占了九位，庄王即位之后王室与若敖氏的矛盾终于爆发。庄王九年，【楚子与若傲氏战于皋浒】，春秋前期应当说楚国王权仍然强大，【遂灭若敖氏】。然而消灭了若敖氏并不意味着可以改变楚国的政治体制，此时的楚国仍以宗族为基本社会单位，作为集权体制基础的编户齐民尚未成为主流，庄王不可能彻底楚国的社会体制，因而在消灭若敖氏之后庄王只能继续分封与自己更为亲近的公族，暂时遏制地方势力，也就是【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庄王的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地方与中央、公族与王室的矛盾，但是无法彻底解决体制的问题，只要分封体制依然存在，公族势力便依然会是王权的威胁，日本学者安倍道子称之为“公子群政治”。这一矛盾到楚灵王时期再次激化，楚灵王即位之后实行迁县政策，大力打击公子群势力，试图加强对于县公的控制，以强化中央集权，然而楚灵王的举动引发了公族的不满，由此引发了公子弃疾的叛乱，终结了灵王政权。公子弃疾即位为平王之后恢复了之前的政策，积极笼络公族，公族问题进一步恶化，在吴师入郢以后，楚国王权进一步衰落，彻底无法抑制公族，面对公族白公胜的叛乱，只能依靠同为公族的叶公平定，王权已经彻底衰落。在这一背景下，楚惠王大封封君，将公族的地方势力制度化，后世的昭氏、景氏便起源于此，这也意味着在经历了武王到庄王的王权时期、庄王到灵王的斗争时期以后，楚国彻底变成了一个贵族国家，而这一趋势直到吴起变法才有所缓解。总而言之：楚国的体制是一种加强版的宗法分封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以公族为主的地方县公拥有极大的地方势力，正是由于这种体制的存在，王权无法彻底消灭公族，到了灵王之后，公族逐渐开始威胁王权，而到了惠王以后，楚王再也无法抑制公族势力了。可以说，楚国的公族问题，和同受宗法体制影响的鲁国、卫国如出一辙，在宗法分封体制之下，公族作为宗法的直接受益者，往往成为王权的重要威胁，楚国概不能免俗。
